但是，宪法第33条第3款将保障和尊重并列规定，如果说尊重表达了公民请求国家不作为的防御性主观权利，那么保障表达的国家作为义务，为何不能理解为与受国家保护的主观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从客观价值基点建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是否必要，从主观权利基点证成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又是否可能？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尚未展开研究。

在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理论引进阶段，有学者就曾提出国家保护义务功能也可以理解为基本权利针对私人的‘防御权功能，并将宪法中含有不受侵犯字样的基本权利条款列为国家保护义务的宪法依据。[xxiii] [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但是，这些对公法和私法、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区分更多具有形式意义，很难说收到了预期效果，反而带来诸多问题。其次，尊严核心是一个高度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成为忽视基本权利国家保护的借口。对于一个履行国家保护义务的行为，只有通过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三个子原则的依次检测，才具备合宪性。法院在说明三种推导方式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可以也可以的表述，表明三种推导方式是并列关系，客观价值秩序推导路径是多条路径之一，而非唯一路径。前引[1]，陈征文，第56页。

再次，由人性尊严证成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在确定基本权利保护事项时人性尊严条款会经常性出场，这容易将作为宪法最高价值的人性尊严淹没于琐碎的具体事项之中，造成消解人性尊严神圣性的不利后果。实证法层面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证成需要从宪法文本出发，受宪法文本约束，好比带着镣铐跳舞。苏力在后来对《大国宪制》的访谈中才大致勾勒了宪制。

在苏力看来，美国的宪制并非其1787年宪法，它不仅包括后来的宪法修正案，也包括其他一些制度如政党选举、政党分赃等这些在美国宪法文本中看不到的内容。我相信，如果看了《大国宪制》，绝大多数宪法学者不会认同苏力的观点。后世原则意义上的宪法自由权的规定皆应溯源于《大宪章》。何出此言？我从《大国宪制》其他章节中似乎找到了理由，即秦汉以后，皇权与绅权分治一直是中国宪制的基本格局，皇权不下乡帝力于我何有哉？。

甚至在英国普通法王在法下的观念中，国王不能任意侵犯臣民的财产和自由。可以说，当时约翰王已经成为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尽管苏力试图透析这些家事背后的宪制隐喻，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都是为了给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提供稳定预期，有利于内部团结和整合，促进各自与整体利益。但其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风格，而是不讲逻辑，甚至没有逻辑。我的以下质疑和反驳权当宪法学人对苏力《大国宪制》的个人回应。[16][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20]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页。在13世纪初，国王在财政上再也无法自给自足，越来越依赖赋税来弥补其支出，特别是穷兵黩武的约翰王更是如此。可以说，英国的普通法归于一种古老的传统，从征服者威廉表示要恢复忏悔者爱德华国王的法律，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不依赖于王权而存在却能够为王权设定界限的法律。它必须是一个传统农耕经济可能支撑还能逐步有效整合和统合多元为一体的文明/国家的宪制。

[1]又如，美国的宪制并非其1787年宪法[2]而其实是个前国家的问题，是联邦主义。即使近代以降宪法典产生后，这一含义的宪制概念也一直延续。

四、结语 作为法学者，苏力以数十年的学术经历不断反复论证黑格尔的命题：一切存在的皆为合理的。这种价值认同作为实践理性是法律人应信守的价值准则，构成法学研究的前见，决定法学研究方向。

因此，古代有宪法和宪制。因此，不能用政治精英的辅佐否定皇帝独裁。众所周知，清末仿行立宪即宣告了古代中国宪制的破产，西方宪制敲响了古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企图若螳臂当车。先来看一下《大宪章》产生的历史背景。[15][英]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7页。如所谓《大宪章》限制了国王权力的说法只是部分法学家的意淫。

前者诉诸武力，后者则基于商谈。6月10日，英格兰的封建贵族在伦敦聚集，挟持英格兰国王约翰。

宪制的另一种含义是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但《大国宪制》所指称的宪制显然是前者。可以说，苏力这一观点绝对标新立异，与中外学者对《大宪章》的最基本共识相悖。

[3]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相比之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皇帝的统治是全方位的，不但掌握臣民的财产、人身，还控制臣民的精神和思想。

美国著名的宪法学者考文（Edward Corwin）曾言，将普通法抬高到约束最高统治权威的高级法位置，《大宪章》是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大宪章》第29条规定，自由民非经依法审判或依照王国的法律规定，不得加以拘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自由权。[13]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0—62页。接下来出现了那场大危机，《大宪章》随之出炉。

质言之，宪制作为国家政体，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组织法。令人费解的是，苏力只注重美国前国家的问题以及宪法文本中看不到的内容，却忽视宪法文本。

这一宪制极大降低了内战的风险，既防范总统滥用武力，也排除军人干政。后者拱卫护佑，事涉国政的施行。

[7]王建学：《法国式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变迁》，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20]应当说，苏力所说的基本上是事实，其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

[17][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70页。宪法社会学是以社会的视角审视宪制，关注的是宪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动因，包括历史语境与成因。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在1214年与法国的布汶之役中，约翰战败。

不知道什么是苏力所谓的独裁或专制，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称得上独裁或专制? 二、是谁误解了英美宪制？ 在宪法学界，英国被公认为宪制立宪主义的母国。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

老子曾云：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美国宪法有限政府的理念就包含着《大宪章》的思想基因。

如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关立国，解决的是前国家的问题。尽管人类历史始终伴随着血腥的战争，但宪制从产生伊始即试图通过制度安排避免战争的发生或者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